核心提示：朱占平是一个屡次与死刑“作对”的人，在20年的律师生涯中，他已经三次“枪下留人”。死囚董伟被枪决前4分钟，刑场执行法官的手机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急电：暂缓执行！而此时，另一名原定与董伟一起执行死刑的犯人刚刚倒地毙命。

　　凤凰卫视2月21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2002年4月29日上午9点40分，一辆囚车驶入陕西某看守所，两名犯人被带上囚车，他们即将被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两名死囚中的一人，名叫董伟，时年26岁。9点45分，囚车驶向刑场，董伟的亲人们在后面远远地跟随，在家乡为他准备的棺木已经做好，墓穴已经挖开。10点15分，车到法场，行刑的武警给董伟带上口罩，随后董伟听到枪声响起，他知道与他一起押来的另一名死囚已被执行。10点20分，董伟走上法场，走向生命的终点。10点24分，现场一位法官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匆匆说了几句之后，法官挂断电话，下达了指令，暂缓执行。

　　陈晓楠：刚刚这惊心动魄起死回生的一幕，并不是某个电影电视剧的高超桥段，它就活生生的发生在现实当中。2002年的4月29号，上午10点24分，那个突然打进法场的电话，成为了最关键的转折点，把已经一只脚踏进地狱的死囚董伟生生地给拉了回来。事后据当时在现场的法官和武警回忆，打来电话的时间和预定要枪决董伟的时间只差了四分钟。四分钟枪下留人，这成为了当时震动中国司法界的大事件。而后在新闻记者的不断挖掘之下，这一极富戏剧性和神秘色彩的事件也才逐渐显现出了冰山一角。

　　那个行刑之前四分钟响起的电话，来自于时任最高法院刑事一庭副庭长的李武清，而李武清在拨打那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对面正站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让李武清下定了决心，发出了那个生死攸关的指令，枪下留人。

 

　　解说：站在李武清对面的这个人名叫朱占平，他当时正是死囚董伟的辩护律师。2002年元旦，一位叫董玉雄的老人走进西安市某律师事务所找到朱占平，其子董伟因故意杀人罪被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董玉雄恳请朱占平出任儿子的二审律师。

　　朱占平：我把这个卷宗细细地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案子做得非常粗糙，我判断他不够判处死刑。

　　陈晓楠：关键点在哪呢？为什么您觉得是不应该判他死刑呢？

　　朱占平：关键点就是死者有非常严重的错误，非常大的过错，这个死者，他首先挑衅了。

　　解说：2001年五一劳动节深夜，董伟和女友及女友的同事去某舞厅，在收票口，忽被坐在一边长椅上的宋阳拦住，宋说带俩女的，把那个高个让我睡一夜，董说你家也有，回去睡你们家的去，宋抽出皮带，朝董头上身上抽打，董只顾招架没有还手，后被舞厅的两个工作人员拉开。

　　董怕宋继续纠缠就掏出两盒香烟来，给了宋一盒，请他“留个面子”，打开一盒，给拉架的人散了一圈，此时宋离开了舞厅，董去舞厅门外十几米处的电话亭打电话，刚到电话机跟前，宋已经叫了朋友返回，宋揪住董的头发，宋的朋友保住董的腰，董被打得一条腿跪地，因当时正在铺设街面，他摸到一块地砖，朝宋的头部砸了两下，宋松手后，董就从一个小巷子跑了，宋随即被人送到医院抢救，七天后死亡。

　　陈晓楠：在您看起来这个董伟他算是杀人罪吗？

　　朱占平：不是，肯定不是杀人，充其量是伤害嘛，他没有要故意剥夺这个受害人的生命的这个故意，这个是很明显的嘛，他砸了几砖头他就跑了，然后他还打发这个他的女朋友快到医院去看看这个要紧不要紧。

　　解说：仔细翻阅了案件卷宗，朱占平越发觉得一审判决的粗率，他决定重新调查取证，并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董伟。

　　朱占平：很英俊的一个小伙，一米八五，长得很漂亮，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砸的死刑的重镣，就完全是一个死囚犯了，尽管他心理压力也非常大，但是他还很乐观，他说叔我不相信，我这么个事情能把我枪毙了，你好好给我努力，我不想死。

　　他正在热恋中呐，刚刚跟这个女教师刚刚谈上，他在监狱里边，呆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在那里边给他的女朋友写了一本日记。

　　解说：2002年元月23日，朱占平将辩诉材料递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他满怀信心期待着二审的改判，很快二审的判决就下来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家人如坠深渊，而朱占平则惊讶不平。

　　朱占平：我当时简直我就说不相信，这怎么，我认为我的辩护词是非常充分的，判处他死刑的证据很弱，很差，只有一个人的这么说，他看见他拿砖头砸他了，那你怎么能就采信他唯一的一个孤证呢？我觉得是法院之间的那种，就是一般上面就不太愿意改下面的那种判决。比如我提供的一些证人，邀请法院调取证据，他们都没有调查，都没有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必须让最高人民法院来纠正他们。

　　解说：2002年4月27日，朱占平前往北京，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董伟一案的申诉材料，28日，最高法院的一位女法官接见了朱占平并收下了材料，当晚心中重新又燃起希望的朱占平来到一家饭馆吃饭，正在此时，他接到了董伟表哥打来的电话。

　　朱占平：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北京啊，我说我已经把这个关于董伟的这个申诉材料已经递交到最高人民法院了，他说，哎呀这就不用了，明早上就枪毙他了，我一听，这根本就来不及了，我递交的材料人家今天晚上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看呢，当时我特别难受，我说咋就这么快呢。

　　这必须明天早上，我要面见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当面来陈述我的观点理由，看能不能挽救董伟的生命。

　　陈晓楠：当时对您来讲，其实您也尽了您的努力了。

　　朱占平：对我来说，我所追求的是一种公平，法律的正确的贯彻和实施，我觉得这个人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不应该判处死刑，所以你现在判处死刑对他就是不公正的，我们作为一个律师，我们就是尽量要给他寻找一种公正、一种公平。

　　陈晓楠：你会因此而非常动情？

　　朱占平：是，否则国家设律师这么一个职务干什么。

 

　　解说：2002年4月28日，就在朱占平为董伟的案子在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的当天，却得知董伟即将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半被执行死刑的消息。那一夜，他五内俱焚，彻夜难眠。

　　陈晓楠：真的听说你那天晚上自己照镜子的时候说多了一缕白头发。

　　朱占平：是的，是的，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

　　陈晓楠：多了一缕白头发。

　　朱占平：是的。

　　陈晓楠：一夜之间。

　　朱占平：就这个鬓角，两鬓都白了。

　　陈晓楠：可能好多人挺难想象的，因为你毕竟办的是一个别人的案子。

　　朱占平：这个案子确实让我受了很大的一种熬煎，这个情绪上的起落是非常大的，当我很顺当地把这个材料交给最高人民法院以后，我松了一口气，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说明天就要执行，我一下就掉到深渊里边了。

　　陈晓楠：就好象看到那个董伟的那种眼神似的。

　　朱占平：是，他自己都觉得说，说我不会死的呀，我也告诉他，我说你不会死的，你这个判决是不对的。

　　陈晓楠：所以你也觉得你愧对了一个承诺。

　　朱占平：是。

　　解说：当夜的北京大雨倾盆，4月29日早六点半，一夜不眠的朱占平就走出宾馆，浑身瞬间被雨水淋透，早七点，朱占平就赶到最高法院的门口，他本想在上班的人群中等到昨天接待他的女法官，苦等无果，他又想进去寻找其他的法官，结果被门卫阻拦。

　　朱占平：在外边跟他反复说，我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马上就要执行了，门卫的人警卫的，他不管你这事儿，他说那不行，我跟他怎么说也不行，后来一看旁边那个人说我进去买公报，我说那我也进去买公报，他说那进去，其实他知道我去干什么，前面我目前在那儿已经缠了好长时间了。

　　解说：借口购买最高法院公报，朱占平混入高院的办公大楼，没想到此时办公楼内正在搬家，办公室的顺序早已被打乱，很多电话也还没有重新安装，朱占平还是无法找到曾接待过他的法官，与此同时他还必须与陕西那边法场旁边董伟的亲人们保持着实时的联系。

　　朱占平：他们已经把这个死人的衣服都弄好了。

　　陈晓楠：他父亲说是已经就是。

　　朱占平：已经把墓都挖好了，墓都挖好了，棺材都拉到这儿了，就等着收尸呢。

　　陈晓楠：他们也觉得大势已去。

　　朱占平：嗯，他妈中间跟我说，朱律师我们知道你尽力了，算了，已经来不及了，但我没他们劝阻，我还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来了。

　　陈晓楠：为的什么呢？

　　朱占平：对我来说，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还是尽量把这种公正和公平留给他是吧，他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解说：又费了几番周折，朱占平才终于找到了正准备搬家的刑事一庭，此时已是上午10点，距离董伟被执行死刑仅差半个小时，在一片狼藉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素未谋面的李武清副庭长，朱占平只能用最简短精确的语言复述案情。

　　朱占平：那沙发上都摆的他那些书籍，他推开说先坐下坐下，给我弄杯水，你喝点水，别急别急，我说不急，马上要枪毙人了，我不急吗。

　　陈晓楠：我估计你那样子也把他吓着了。

　　朱占平：是的，是的。我当时给李庭长陈述这个案子，大概前后就三四分钟。

　　陈晓楠：你得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他。

　　朱占平：对，最能打动他的话，然后他马上就决定，他就看了一下表，说哎呀，特别紧，已经刻不容缓了，就像救火一样的，那时候人还都有那个BP机嘛，我就拿那个当表掐着。

　　陈晓楠：像是和时间在赛跑的感觉。

　　朱占平：对。

　　解说：李武清拿起了电话，朱占平盯着BP机上的秒表，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电话经过了几次转接，终于接通了现场执行法官的号码。此时已是10点24分。

　　朱占平：他直接就要了高院的院长的电话，同时又通过那儿要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执行法官就接到电话，说你们延安那个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个董伟的案子，(对方)说对无，说这个案子律师反映有点问题，先停下来，下午我会给你们一个暂缓执行令，现在只能口头。

　　解说：李武清的电话刚刚挂断，董伟家属的电话，马上就打到了朱占平的手机上，此时时钟显示为10点26分，距离董伟被枪决只差了四分钟。

　　朱占平：这时候我们就听见电话里边传来他们家的人喊，救下了，救下了。那天同时拉出去两个，那个毙了。他们在电话里就哭着说，哎呀，救下了，又把他带回来了。

　　陈晓楠：你当时什么感觉听到他们。

　　朱占平：我当时我特别激动，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在那儿也就我和李庭长两个，我就一把就把他手抓住了，我说我为共和国有您这样的法官自豪。

　　当我从高院出来以后，我就让别人给我，我把相机拿出来，站到高院那儿，给我在这儿留一张影吧。

　　陈晓楠：为什么在这时候想照一张相？

　　朱占平：就那时候看着那个国徽呀，确实是一种，那么亲切，那种崇敬之情那就真是油然而生，从内心深处。

　　我是五一那天的火车，回去以后他的父亲和表哥，背的小米绿豆到我们家来了，就在家等我呢，说孩子命是你给的，我说别这么说，我说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救了你。

　　解说：这就是朱占平所经历的“四分钟枪下留人”的故事。那一刻他说他心中的欣慰与成就感无法用语言形容。朱占平1953年出生于陕西子洲县，学业有成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和编剧，但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1980年代初，故乡的亲人和当地权贵发生房产纠纷，官司打了十年没有结果，朱占平痛感法制的重要，1986年，已经33岁的他自学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正式“弃文从法”。

　　朱占平：从我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律师应该为老百姓说话，应该多想这些群众，因为我本身就是在那种环境中走过来的，我知道什么叫做委屈，什么叫冤枉。

　　解说：1992年，朱占平承接了律师生涯中第一起重要的死刑案件，四名年轻民工因年终拿不到工钱而决定挺而走险。他们共在三辆长途客车上打劫乘客，每人瓜分了几十元的赃款，被捕后四人均被判处死刑。

　　朱占平：我到外边打了一年工，我回去我妹妹结婚，我连一点什么礼物给她买不起，就想着说不管咋样弄点钱，当然这个理由也不是他抢劫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理由，但是毕竟跟蓄谋图财的这种抢劫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犯罪了，这个罪行也是严重的，但是这种严重的罪行，不一定要用他的，非得拿他的生命来补偿。就是你判他无期也是可以的，为什么非要剥夺这么年轻的，这几条生命呢？

　　解说：经过朱占平的辩护，四名民工被改判死缓，这一案例为朱占平在当地带来了很高的职业声誉，十年后董伟的父亲董玉雄为救儿子一命，也是慕名前来。“四分钟枪下留人”，更是成为司法界一时焦点，众多媒体前来采访朱占平，然而仅仅138天之后，这起令朱占平声名鹊起的“董伟案”，却呈现出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结果。

 

　　解说：2002年9月4日下午，董玉雄忽然接到法院的通知，经复核，董伟被维持原判，并于明天一早执行。董玉雄连夜赶往延安，9月5日早7点，在法院门口，他被安排与即将就刑的儿子诀别，时限三分钟。

　　董伟对父亲说，告诉妈妈不要急，我已经走上这条路，无法挽救了，同时交给父亲一件遗物，那是董伟拘押一年多来写给女友的一本日记。一个小时后，董伟被执行死刑，再一个小时后，朱占平接到法院的通知。

　　朱占平：晚报的这个记者，她一直关注这个案子，她说我跟你一块去，我们俩就到那儿去了，一拿出来一看我傻了，维持原判。我说这咋还维持原判了，他说不但维持了，已经执行了，今天早上已经(执行了)，我是九点知道的，说八点已经执行过了。

　　陈晓楠：你什么感觉呀，拿着那张纸。

　　朱占平：我昏昏沉沉的，记者把我拉住，走吧，走吧。腿有点都拖不动，正好法院的对面就有一个小酒馆，我俩就进去要点菜，要点酒，第一杯酒我们都没喝，我们说送这个冤魂上路吧。

　　解说：事后朱占平说他曾质问法官，为何人死了才通知他，法官说，就是为了不再给你法律救助的机会了。董伟的死给朱占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一度关掉手机，拒绝任何媒体采访。在沉默当中，他反思着中国的死刑制度，当他再次走进事务所时，他决心做一个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朱占平：死刑案子我都会接，我不考虑他到底出于一种什么动机，我都会接的，但是如果说，委托我让我判处对方死，要求判处对方死，这样的案子我不会接。

　　陈晓楠：通常判死刑的人，他可能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做了一些，比如说通常用的一些词是罪大恶极的，激起民愤的等等这样的，会不会有人说您是在给坏人辩护？

　　朱占平：这是一个非常小儿科的一种说法，不管多坏的人他都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法律规定的。

　　解说：董伟案后的十年间，朱占平又为数十名死刑犯辩护，在一座座看守所的会见室里，朱占平见证着一个个在地狱门槛前徘徊的灵魂。

　　陈晓楠：这个时候的人见到律师，可能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朱占平：是的，通常都这样，都希望你能跟他多谈几个小时，跟他多说一些，什么问题他都会问你，他就希望有一个人能陪着他，多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边呆一会儿。

　　陈晓楠：生与死之间的恐惧和绝望啊，这非常复杂的吧。

　　朱占平：是的。

　　陈晓楠：我觉得您应该是比我们能更多的观察到这样一些特殊的。

　　朱占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要起到一个牧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就是对他的灵魂进行一种安慰。他们那种痛苦，痛苦到一种麻木，但是又同时希望有奇迹能出现。

　　陈晓楠：就在最绝望的时候。

　　朱占平：就几天几夜都不睡觉，睁着眼睛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自己很无助的。

　　陈晓楠：可能很多人一些不太理解的人他们会认为这个时候他们的痛苦是咎由自取的。

　　朱占平：是。

　　陈晓楠：您怎么理解呢？

　　朱占平：强加给任何一个人身上的痛苦，都是不道德的，都是不人道的。

　　陈晓楠：哪怕他们曾经做出过伤害别人的行动。

　　朱占平：是的。

　　陈晓楠：他们也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

　　朱占平：承受过于这种，过分的这种痛苦。

　　陈晓楠：那怎么来衡量这个过分不过分呢？

　　朱占平：枪毙，有的时候很残忍，三枪五枪打不死，开枪的人手都软了，你两枪把他没打死，他喷着血，眼睛瞪着你，这个人的枪都再抬不起来了。

　　解说：在朱占平后来的辩护生涯中，有六人因他的辩护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或无期，朱占平还是国内最早尝试将民事赔偿作为减刑条件的司法人士之一。2003年，21岁的军人封三娃刚刚复员，就在火车站遭遇了招工穴头和不良城管人员的联合诈骗，被毒打，身上的现金也被强行没收，绝望激愤中的封三娃，劫持了一辆出租车，在发现女司机试图将车开往公安局时，残忍的持刀将其杀害。

　　案发后封三娃的所有战友凑足13万元为其求情，朱占平也说服了被害人家属以及检方，在接受民事赔偿后，同意将死刑改判为死缓。然而最终在主审法官“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判词下，封三娃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朱占平：这个案子也让我感觉到非常挫折，那时候就尝试着把民事赔偿作为悔罪表现的一种，后来几年以后，你看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也认可了这种做法了。

　　陈晓楠：像封三娃、董伟这样的你实际接触过，而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最特殊的时刻，接触过他们的人，然后他们又不在了，会经常蹦到你的脑海里吗？

　　朱占平：是的，我脑子里边经常能想起他们，那都一个鲜活的生命，封三娃最后告诉我说，叔叔我在抓紧的享受生命，他说我还没谈过恋爱，他二十一二岁，楼上有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女犯人，他说我现在天天跟她通信，我们在谈恋爱，我们很甜蜜的，那个女的也是死刑。

　　陈晓楠：最后体验一点活着的感觉。

　　朱占平：对。人的恶的这一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即将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是已经有极大的罪恶了，但是我的着眼点不在这儿，我着眼于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的起点在哪里，他的转折在哪里。人之初，性本善嘛。

　　陈晓楠：在你看来没有人生来是恶魔。

　　朱占平：没有，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没有无缘无故的，就是恶魔，那就是精神病了，那是个病人，我不能用正常人的目光去苛求他。

　　陈晓楠：虽然“四分钟枪下留人”，曾经让朱占平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律师在司法界一下子声名远播，但是死囚董伟却也就此成了朱占平心里一个难解的心结，他说作为律师，我没有在法律上帮到他，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同情董伟的家人。

　　看着一个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逝去，那是朱占平一生的遗憾。董伟案件之后的十年，好像是要弥补自己心里的这种遗憾，朱占平成为了一个致力于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尽管为死囚辩护，让朱占平招致了众多的不解，甚至是很多攻击，但是他依然坚持，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拯救，而不是仇恨。

　　朱占平说他曾经就目睹过这样的一幕，说几位法官聚在一起聊天，聊的是你今年杀了几个，一个说我杀了七个，另一个说我杀了九个，比你多两个。朱占平说，他希望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一幕，而他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则是，只要枪声不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像您就是在职业生涯当中，面临那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线间的这样的过程场面，包括接触了这么多这样的人，对您自己对生命这两个字的看法有影响吗？

　　朱占平：你看到那些死囚，一个个死刑犯，他们对生命的那种渴望，那种渴求，那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太刺激，就是做这些案件，迫使我对生命产生了一种珍惜、一种依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伤害任何一个生命，生命是神圣的。可以说是产生了一种敬畏感，我开车的时候，只要前面有一麻雀飞过了，我立马就刹车，我不想把它撞上。

　　解说：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了24年的死刑最终核准权。“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司法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社全社会的共识。